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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刺激时期增长靠什么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1:58 阅读: 来源:砂轮厂家

后刺激时期增长靠什么

关于经济增长,当前存在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未来5-10年会放缓,放缓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制度改革红利消失、人口红利消失等。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很低,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还很强。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我想从最基本的经济学框架讲起。  从供给面和需求面看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有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供给面包括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需求面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决定需求,生产所得的收入最终会转化为消费和投资需求。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学派兴起。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短期内需求决定供给,长期供给决定需求。但需求和供给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很难确切分开,长期内需求也可以影响供给。  首先,外贸需求具有双面性。过去十几年中国外贸大幅度扩张,表面上看是由于需求增加使得出口增长很快,实际上需求增长对供给有很大改善。中国参加世贸组织之后,贸易依存度占GDP的比例增长了一倍多,即从30%多增长到60%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经济的参与度大幅增加,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越多,对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越有帮助。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依存度下降,从需求来讲,这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体现。但贸易依存度的下降没有国内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合,使得效率的增长放缓。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经济就更平衡,而是要深化内部市场改革,增强国内市场竞争,才能使我国经济供给面的增长不会因为贸易依存度的下降而受影响。  其次,房地产具有双面性。过去十几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很快,与出口扩张一样,从需求上讲这也是好事,但对供给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土地价格大幅上升,土地、房租成本的提升造成了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也就是说,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对经济的需求拉动是正面的,但累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对供给产生负面的影响,且越来越明显。  房价、地价上升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对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过去十几年,我们中国社会的财富的差距比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财富的分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代人之间城乡的差距,二是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差距——我们这一代人和年轻一代的差距。这对经济的激励机制等等都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以上两点就是过去十几年和未来十几年,我们需要考虑的关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而外贸需求和房地产两者背后的推动力量则是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性。  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及经济含义  人口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一般意义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一个生产者(25-64岁)对消费者(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比例,1995-2000年之间,中国的这一比例升至100%以上,经济开始进入供给充分的阶段。这对经济的影响有两个大的层面,一是经济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增长快,需要出口消化国内的生产能力。二是储蓄率比较高,从八九十年代的3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50%左右。储蓄率的上升有体制、政策上的原因,但最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动,导致投资需求旺盛。比如对房地产的推动,除了刚性需求以外,还有很强的投资性需求。举例来说,现在中国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比例是130%,同样的定义在印度是80%,所以印度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没有中国高。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有城镇化,即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样是30岁的人,在农村可能没有就业,转移到城镇之后充分就业了,所以中国的生产能力相对于国内的需求来讲,光看传统的人口红利还不够,实际上的偏差比年龄结构显示的还要大,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情况特别好,人民生活水平增长非常快,并有很多储蓄进行投资。  人口红利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人口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转移在过去十几年同时发生。例如,韩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是在城镇化基本上完成之后(75%)才开始出现人口红利,所以经济增长先有劳动力转移的支持,然后又有人口红利的支持。  如果按照人口普查的数字,我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将在2015年达到顶点,然后出现拐点。拐点之后,整个方向可能就会反过来。  劳动力转移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近年来劳动力转移已经有放缓迹象。从供给面而言,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求面就是城镇化对相关投资需求比如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推动。中国的城镇化相较于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低很多,城镇化空间还较大。但我们也应该关注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别。日韩是在人口年轻的时候逐渐实现城镇化的,而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年人,面对这样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未来如何推动城镇化,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推动城镇化,在需求端要增加投资,改善公共服务,但更多地应思考如何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改善经济的供给方面,否则从中长期来讲,没有供给的配合,光靠需求的刺激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  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除了人口结构这一因素,还有房地产泡沫风险。关于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以及泡沫有多大,存在很大争议。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如果说中国房地产没有出现泡沫,我认为是一个奇迹。投资需求强、经济供给充分以及货币环境易松难紧,这些促成房地产泡沫的条件,中国过去十几年都具备。日本和美国都是在人口红利出现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内产生一次很大的房地产泡沫和破灭,中国出现人口红利已经15年,过去15年地价和房价的上升与其他国家类似。而且中国的储蓄率比美日还高,所以中国房地产出现房地产泡沫不足为奇。在泡沫上升阶段,房地产对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很大,一旦泡沫破灭,将可能对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增长形成较长期的负面冲击。  投资需求的增长空间,需要看供给面的限制。过去我国投资增长很快,除了有需求外,也有供给面的配合,比如储蓄率大幅上升。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支持投资的供给面将没有过去那么充足。  除了考虑供给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资产大周期对投资需求增长的限制。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这次调整比以往衰退期的时间要长、力度要大,本质原因是美国在人口红利阶段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裂之后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紧缩,从而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在人口红利阶段形成的资产泡沫,几十年一遇,与一般的资产价格上升和金融危机不同。美国上一次人口红利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供给的资源被战争所浪费,那次的人口红利为凯恩斯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政府干预政策提供了基础,因此当时干预政策比较有效。中国的人口红利情况比美国更为极端:中国的生产者对消费者比例在七八十年代比美国低很多,而在高点时比美国也高很多。所以中国人口红  利对资产和信用周期、货币扩张的影响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紧缩。为支持经济增长,政府部门需要增加杠杆。欧美的银行去杆杠化,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目前政府也面临财政调整的压力。欧美经济也存在和我们中国类似但不完全一样的争议,即如何在结构改革和政策扶持短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需求管理和结构改革的争议  可以把过去将近一百年的西方经济史作一个划分,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是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当时美国股市也很繁荣,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资产泡沫破灭了,带来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兴起并占据主流。直到70年代出现“滞胀”以后,才开始出现新古典经济学,重新强调市场、自由化以及全球化,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又是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的资产泡沫。在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近年来凯恩斯主义又有一个回潮。因此总结起来可以发现,凯恩斯主义均和两次资产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后的政策需要结合在一起。  在今天的环境下,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对我们分析、理解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尤其有帮助。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广义货币对GDP比例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历史罕见,可能只有中国比美国还严重。按照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这将导致通胀上升,但是美国的通胀不仅没有失控,反而减轻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不仅仅是交易工具,还是储蓄工具,持有货币是我们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资产配置既要持有风险资产,也要持有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的回报率低,利率低,现金为零,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很低,为什么还要持有流动性资产作为总体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呢?因为有流动性偏好。为什么有流动性偏好呢?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产泡沫破灭,再加上欧债危机的冲击,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流动性偏好上升,这是西方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却没有导致通胀的原因。  美联储和世界银行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会导致全球新一轮高通胀?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二。第一,货币增长反映了流动性偏好的上升,货币政策是在应对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因此其代表的是通缩的压力而非通胀压力。第二,主要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虽然出现拐点,但生产人数还是超过消费人数,整个经济是过剩型的经济,和六七十年代不同。这不是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永远不会导致通胀,但在看到通胀大幅上升之前,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强劲复苏和失业率显著下降。  中国也一样,过去十几年M2对GDP比例大幅上升。如果简单地按货币数量的观点来理解,认为货币超发,并会带来严重的通胀问题,那么现在应该把M2对GDP的比例降到合理的历史平均水平。但如果用凯恩斯的货币流动性偏好这一框架来理解,M2扩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老龄化准备的资产累积的一部分,因此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如果过度紧缩,反而可能加剧中国资产泡沫破灭、去杠杆化以及资产负债表调整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不仅受供给面的劳动力供应减少、改革红利消退等因素影响,在需求面也面临较大风险:人口红利阶段形成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资产的扩张,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出现拐点。一旦拐点出现,经济可能面临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需求不足,即通缩的压力。  中国面临资产和信用大周期的拐点,已经有一些迹象。迹象之一是银行惜贷情绪上升。从银行的安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看,2009年之前这一比例上升,为了平衡风险和收益,银行有很强的信贷冲动,因此,当时人民银行必须通过严格的信贷额度来控制信贷的扩张。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变化,2009年以后安全性资产占比开始下降,目前已经回到2005年的水平。银行的风险资产占比上升,因而开始有了惜贷情绪。这一变化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大的资产货币长周期变化的一部分。  迹象之二是资金流出压力。中国过去十几年储蓄率和贸易顺差双高,推高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预期,导致私人部门持有过多人民币资产。目前,中国对外净资产2万亿美元,但政府的外汇储备是3.3万亿美元,私人部门则是对外净负债1.3万亿美元。所以,表面上看中国是贸易顺差,但实际上私人部门的对外净负债占GDP的15%。一旦预期发生变化,可能会发生资金的持续流出。  如何应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首先,要降低垄断,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通过改革正确处理与市场和私营企业的关系。  第二,推进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和财税领域的制度改革。过去流行的理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对增长是好事,因为富人的储蓄率比较高,收入分配差距大了以后储蓄率会上升,对经济增长有帮助。这个理论可能对对中国不适用。我更认同另一个观点,即穷人的边际生产率比富人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继续推动城镇化。城镇化还有空间,但更多的应该考虑如何在供给面推动城镇化,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小了,需要制度方面的改善以提升生产率。  第四,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化解金融风险。除了利率市场化之外,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将私人部门的投资全部限制在国内,因为这会导致国内的资产泡沫。资本账户开放应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一点就是应该逐渐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这既增加了短期的需求,又改善了长期的供给。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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