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何不喜欢郎咸平
中国经济学界的“郎咸平现象”,已存在很长时日了。自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来,郎咸平的名字伴随着国企产权改革之路如何走的争论,而为各界所知。
近日,因为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再次向其“开火”,让笔者再度关注起“郎咸平现象”来。
1月12日,在成都的一个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中,当有人问他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时,樊纲痛斥:“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而在1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为题,表达了对郎咸平的看法,并尖锐指出,“郎咸平现象”反映的是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现为阿伦特感到切肤之痛的“平庸之恶”。
我认为,无论是樊纲的“不知道基本事实”,还是汪丁丁的“平庸之恶”,都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范围,是较为情绪化的表达。
尽管郎咸平为推销自己的主张,有挑起民众情绪之嫌,但“郎咸平现象”能得到广泛关注和不少网民的支持,其实也反映了一种诉求。郎咸平对国企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警示,对民营企业平等待遇的呼吁,对公司治理和监管方面的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知识方面的贡献。对此,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大众缺乏思考”,反倒折射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固化思维。
汪丁丁还说,人人可呼吁“改革”,人人可以“改革”为旗帜,关键是,怎样改革?于是显出流派之争。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这是一块试金石。郎咸平为中国社会开具的药方,决定了他所属的派别。
很显然,汪教授对郎先生的批评,建立在了派别划分基础之上。我以为这种简单的派别划分,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转型期的中国,很多问题需要超越所谓派别来看待。特别是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我们不应动不动就用站队的方式来解决。
各种思潮活跃,各种学派自由表达,不同人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大师之言,一语道破了经济学的实质。学识不应该分派别。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茅于轼对“郎咸平现象”的评说,我认为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前辈的气度,他说:“尽管我不喜欢他的作风,但我觉得应该给人说话的权利。他讲那些话是有道理的,不是全没有道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他的这种作风,就把他骂一顿。”
出于公心,寻求共识,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研究问题,并基于中国现状,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经济理论,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次,笔者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我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底有多远?陈志武回答说,差得太远了,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称为“经济师”,他们只局限在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几乎没有创新性理论。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但我们的社会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多。自从经济学成为显学,所谓“经济学家”就像明星一样受到各界追捧,不断高空来回,大把捞钱。在学术圈内部,则以学派和学术出身为界限,形成小圈子。
类似现象,都不利于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对不起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尊重。既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少一点意气争执,多寻些经世共识。(作者系本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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