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xinwen】

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

作者：杨海文

文化校史是不同于传统型校史的另一种校史写作形态。要写好文化校史，必须努力做到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进而面向知名人物、面向经典事件、面向民间语文。在相当程度上，民间语文作为落实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的有效途径，特别值得重视。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大型课题而言，文化校史的写作形态将确保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在“内涵生产”的基础上找到良好的“传播策略”。

［关键词］文化校史；传统型校史；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ｋｉｎｄ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ｅ。 Ａ ｗｅｌｌ——ｄｏ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ｅ ｅｘａ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ｋ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ｆｏｌｋ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 ｂｉ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目前正在组织进行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大型课题，预期取得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个案研究成果，亦即参加课题研究的２５所大学分别撰写一本关于本校的《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报告》；二是专题研究成果，亦即专家学者围绕中心课题选择专题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三是综合研究成果，亦即在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力量撰写专著《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并以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文集》。无论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都属于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内涵生产”。生产了产品，自然需要在市场上成功地销售，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内涵生产”，是否需要有效的“传播策略”来给予支持？更具体地说，假如每所高校都拿出了一本关于本校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个研究报告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才能获得真正有影响的传播效果呢？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文化校史”这个新的观念，并且希望这一观念有助于“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去真切地实现读本的可阅读性、市场的可接受性。

对于大学来说，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知名高校来说，校史的研究与写作是储存历史记忆、传承大学精神的重要途径。当一个新生已经在“学生证”意义上归属于一所大学之后，他势必渴望更快地在“心灵史”的意义上皈依于精神的校园。帮助一个新生完成这一使命的，既有老师、学长的“口述历史”，更有他自己的“感同身受”，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更“普遍”的无疑还是人与校史读本之间的深层体证。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以史料汇编为经、以时序编年为纬的传统型校史，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理想。这里无妨套用一个比喻：当运用熟悉的字词来写作时，我们是“不假思索”的；如果要用上一个不怎么理解的字词，那我们就得到字典或词典里去“按图索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按图索骥”者显然尚在门墙之外，惟有“不假思索”者才能渐入堂奥。“按图索骥”与“不假思索”的差异，也正是传统型校史与文化校史的根本区别。

一般地说，文化校史当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一直或一度流传于本校的老掌故、老传说。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信”，是与它有其锐意创新的校长、情深学术的教授密不可分的；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爱”，是与它有其令人感怀的遗闻逸事、经久不衰的校园传说紧密相关的。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大学的“标志”；因为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园传说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大学的“风格”。“可信”孕育了“可爱”，“可爱”巩固着“可信”，“标志”造就了“风格”，“风格”护卫着“标志”。由此可见，人物与故事在文化校史中当是有机统一的，有意义的人物必将关联着有趣味的故事，好的故事必将基于真切的人物而长存。

“纸上的校园”是脱胎或者取材于“地上的学府”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文化校史无不具备两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历史本体的“实史”，亦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其次是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史”，亦即后人对于过往历史的记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实史”是活在“编史”之中的，既往的历史因为当代的阅读、口述而获得传播。正如黄天骥教授回忆他１９５２年刚刚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情形所说：“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老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秘。”［１］

所谓“实史”活在“编史”之中，似乎又可分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口述状态，其二是读本状态。很多校史故事可能从来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但它们却一代接一代地被口传下来。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口述”巨大的传播功能，但是，“读本”特定的引导功能尤为值得重视。原因在于，如果一所大学拥有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那么，其校史的人文传播就将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可估量的效果。在纯粹知识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知识地把握校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方面，“口述状态”是零碎的，“读本状态”则有可能达成系统性；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智慧地领悟人物与故事之于现代人生的精神支援方面，“口述状态”难免是神秘的，“读本状态”则将尽其力量展现大学精神的智性内涵。

“读本状态”优先于“口述状态”当然只在相对的意义上成立，在绝对的意义上则是“口述状态”强大于“读本状态”。“相对”地说，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在知识性、智慧性上的作用，是任何一个个体的随处说法无法比拟的。“绝对”地说，任何一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惟有通过无数人的阅读和口传，才能真切地实现其传播目的。一旦明于这种辩证关联，亦即作者只是读者的最初引渡者，读者才是作品的最终裁判人，那么，用优美的文学笔法去叙述故事，以大学的精神理念去勾勒人物，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文化校史的叙事策略。

文笔优美，方可在形式上俘虏读者；境界深邃，才将在内容上激励读者。为了确保一所大学的文化校史既文笔优美，又境界深邃，其写作者的选择与确认是相当关键的。这个作者最好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出身的，尤其必须长期地在这所大学学习或工作过。从最理想的角度看，他最好首先是这所大学的学生，然后是这所大学的教师。这个作者不仅必须拥有这一“基本条件”，而且更需具备“工作能力”。所谓“工作能力”，一是指史料功夫，他必须善于使用有意的史料，还得善于发掘无意的史料；一是指布局谋篇功夫，当文化校史被设定为阅读性强、感染力大的散文式样时，他必须有足够的智慧与技巧去处理人物与故事在时间与空间上可能出现的种种混乱或矛盾；一是指理念内化功夫，他必须能够将一所大学薪火相传的大学精神有机地而不是生硬地播种于字里行间。就此而言，一部优秀的文化校史未必会是集体性作品，“单枪匹马”可能比“群策群力”要更好些。

以上所述，正如笔者在２００６年６月于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编研会”和２００７年５月于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个案研究意义上的文化校史写作，必须强调“三个有”，亦即“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有故事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收集材料——是为“立象”，有理念就是要用哲学的方法分析材料——是为“抽象”，有文采就是要用文学的方法运用材料——是为“形象”。建基于“三个有”，我们需要落实的是“三个面向”。每个大学在做自己的个案研究时，既要面向知名人物，也要面向经典事件，还要面向民间语文。尽管知名人物、经典事件于文化校史的重要性确实高过民间语文，但是，从传统型校史写作业已积累的经验教训看，文化校史要面向民间语文，尤为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古人曾经说过：“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在此，“明”是众所周知的在场性，其在文化校史写作中好比那些知名人物、经典事件；“幽”是鲜为人知的不在场性，其在文化校史写作中好比那些民间语文。对于“实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而言，知名人物以及在经典事件中抛头露面的典型个体其实是很少的，生活的常态显然是莘莘学子的寒窗苦读以及普通教职工的默默劳作。把莘莘学子以及普通教职工的日常生活全部纳入“编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之中，固然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但是，给他们在“编史”意义上的大学校史内应有的地位，则将使得文化校史不同于传统型校史，会使得一所大学的校史更加拥有亲民、亲近、亲和的品格，更能取得平凡而又执著的校友们对于母校的认同和眷恋。进言之，民间语文在文化校史中的运用和强化，正是实践“有故事，有理念，有文采”的有效途径。以下两个事例或许可以体现中山大学文化校史尽力达成“幽明所以存乎象”的写作诉求：

中山大学在抗战期间曾播迁云南澄江。如何叙事这段独特的历史呢？许崇清校长的《告别澄江民众书》当然要大书特书，但同时也不妨从朱谦之先生的《奋斗廿年》里引述其妻何绛云女士寓居澄江时写的三首诗。其一为《春日寄旅》：“春风几度过窗棂，人自飘零月自明，门外小嬛花一簇，年年惯听异乡声。”其二为《风》：“狂风时作不平鸣，倒海排山走马声，卷起黄尘千百丈，来无踪迹去无情。”其三为《飞鹤》：“立志高飞未肯低，回翔云表似轻裾，偶然一憩长松下，犹觉人间总不如。”［２］又如，陈寅恪故居是今天每一个来中山大学南校区访问的学者都会去凭吊的精神圣地。在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中，叙述陈寅恪故居，自然要写这个老人如何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创作《柳如是别传》，但学子们对它的切身体悟同样需要摄入我们的视域：“３０多年了总有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人来这里驻足瞻仰沉思。黑色的栅栏虽有些岁月的风霜，然而，紧闭的大门口常常躺着悼客放置的鲜花。绿草繁茂，古树参天，其人宛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时，人们将生活在黑暗中。出身中大的学子，大概都不会忘掉这座散发着不熄光芒的老房子。”［３］这些民间语文是文采斐然的，是洋溢着大学之为大的精神理念的，而且本身就是情节生动活泼的校园故事。如果忽略乃至无视它们，文化校史也就难免徒有虚名了。

总而言之，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校史，不完全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大学校史，不完全是人们偶尔为之的回忆录或回忆录的结集，也不完全是关于名校长、名学者的思想传记或关于某学院、某专业的学术研讨。文化校史来源于斯，但又必须超越于斯。之所以能够超越，盖因文化校史在内容上的更丰富性、在形式上的更文学性、在结构上的更系统性、在精神上的更感召性。如今，中国的大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怎样去激活并敞开寄寓于人物与故事之中的大学精神，怎样以“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来实现“整体通观”的人文效果，当是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１］黄天骥．中大往事［Ｍ］．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

［２］朱谦之．奋斗廿年［Ｍ］．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１９４６．２５．

［３］江佳伟．故居新命［Ｎ］．中山大学校报——中大学子，２００７——０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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